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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何為 天津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四處處長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七大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標志著我們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走向了成熟。”請問，為什么說黨的七大是我們黨成熟的標志？

解讀：王毅 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中共黨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七大在黨的歷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義，標志著我們黨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走向了成熟。”這為理解黨的七大的重大歷史意義提供了重要指導。

關于政黨成熟的標志，理論界較為一致地認可，理論成熟是其中最根本的標志。指導思想是一個政黨的精神旗幟。一個政黨是否成熟，根本體現于它能否創立揭示規律、指引道路的思想理論。對馬克思主義政黨來說，更是如此。毛澤東提出，“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理論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現在列寧說過的一句話：‘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進一步說，沒有正確的革命理論，就不會有正確的革命行動。

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日起就將馬克思主義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明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自己的奮斗目標。這與當時很多政治力量思想飄忽不定、行為無所適從形成鮮明對比。選擇馬克思主義，接踵而至的是如何正確堅持馬克思主義。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共產黨提供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立場、觀點、方法。運用馬克思主義分析和解決實際問題、在革命實踐中推動馬克思主義的創新和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最好的堅持。反之，拘泥于馬克思主義字面上的某個具體結論，在實踐中照抄照搬馬克思主義的某些論斷，僵化地理解、教條式地運用，并非對馬克思主義的堅持。

中國共產黨在創立后的幼年時期，思想上的準備、理論上的修養是不夠的，是比較幼稚的。中國共產黨成立一年后召開二大，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并在此綱領引導下實現與國民黨的合作，推進北伐取得勝利。但由于種種原因，尤其是對民主革命時期領導權認識不到位，第一次國共合作后期，“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右傾機會主義錯誤并在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抵抗，致使大革命在強大的敵人突然襲擊下遭到慘重失敗”。土地革命時期，盡管黨內進行了許多正確的嘗試與實踐，在此基礎上也形成了正確的理論認知，但整體而言，仍未能科學對待馬克思主義，結果產生“左”傾錯誤。王明“左”傾教條主義在黨內影響最大，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革命之所以遭遇困頓，根本原因在于理論不成熟。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在書寫中國革命這一篇章時，經驗不足，握筆不穩，加上組織上受制于共產國際，所以只能“臨帖”，甚至“由先生把著手學寫字”。大革命后期不爭領導權與土地革命時期三次“左”傾錯誤，皆可歸因于沒有正確革命理論指導。當時中央的某些領導人以為，將馬克思主義及他國經驗移植于中國，便能生根發芽，開花結果，于是照抄照搬蘇俄經驗，亦步亦趨共產國際指示。產于他國的理論自有其適用范圍，硬生生地匡套于別國，便是淮橘為枳。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已經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思考與指導中國革命實踐，提出“農村包圍城市”等中國化的革命認識，可惜被斥為“山溝溝里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成熟背后是理論不自信，所以才將自己的革命前途交于他人之手。

在慘痛教訓面前，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對中國革命的正確見解，尤其是必須反對教條主義的觀點，逐漸成為黨內共識，于是“遵義會議后，我們自己開始學寫字了，終于走出了自己的路”。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獨立自主的革命中不斷接近中國實際，更加自覺地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延安時期，明確提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科學命題，確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是一條不可動搖的根本原則。理論自覺下，黨內產生了不少理論創新成果。特別是毛澤東接連發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文章，堅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分析中國社會性質、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和發展規律等，系統闡述新民主主義理論，創立了毛澤東思想。

黨的七大將毛澤東思想寫進黨章，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反對任何教條主義的或經驗主義的偏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在同國內外各種敵人斗爭中，毛澤東思想成長、發展和成熟起來。實踐證明，毛澤東思想是唯一正確的能救中國的理論。確立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已經擺脫幼年時期的無知和盲目，成長為一個成熟的黨。

理論成熟是政治成熟的基礎。因為只有成熟的理論，才會產生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政黨提供正確的政治方向，保證革命不偏航。當然，不能忽略政治成熟之于成熟理論落地的重要作用。政黨政治上不成熟有諸多表現，其中之一便是分散分裂，各自為政。沒有全黨的團結統一與堅定執行，黨的理論、路線、方略就得不到堅決的貫徹，黨中央的決策部署也得不到堅決的落實。毛澤東指出，我們黨在很長時期思想上沒有完全統一過，先是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后是三次“左”傾機會主義，學派很多，各搞各的。延安整風改變了這一局面。經過延安整風的中國共產黨，團結在毛澤東的旗幟之下，實現了黨的空前統一和團結。此后，廣大共產黨人堅持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實行新民主主義的革命方略，推進中國革命從抗戰勝利走向解放戰爭的勝利。

理論成熟與組織成熟密切相關。如列寧所言：“假如沒有‘十來個’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成百地產生的）、經過考驗、受過專業訓練和長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領袖，無論哪個階級都無法進行堅持不懈的斗爭。”馬克思主義政黨如果沒有兼備理論力量與革命運動實際組織經驗的領袖，就不會正確領會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要求，更不會在實際革命中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并實現馬克思主義本國化的理論創新；成熟理論指導下制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如果沒有穩定有力的領袖組織及其領導下自上而下的貫徹實施，就會成為空中樓閣。中國共產黨幼年時期存在著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一個客觀原因是沒有產生全黨公認的兼具實踐家和理論家品質的領袖。

毛澤東成為全黨領袖的過程，與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同頻。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堅持正確對待馬克思主義，積極反對并糾正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錯誤。他對中國歷史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在遵義會議上得到確認，也由此進入中央領導集體。黨的七大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書記處主席，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一個正確掌握馬克思主義精髓、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于中國實踐的成熟的中央領導集體就此形成。這便是鄧小平說的：“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其中最根本的是毛澤東領導地位的確立。七大召開后，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發表社論：“中國共產黨有了自己的領袖，這就十倍百倍加強了黨的團結，這就標志了黨已經成熟，標志了它是將要勝利的黨。”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評價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內，毛澤東是最高明的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分析是引路的指南。”“他具有一種用簡潔、生動的語言表達自己的知識和綱領的能力。他的鮮明的比喻使馬克思主義熠熠生輝，他的語句則成為格言。”毛澤東不僅推動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還以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熟稔及對中國人民的了解積極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讓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飛入尋常百姓家。“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毛澤東思想成為激勵全黨、團結全國各族人民投身革命的精神武器，成就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

當然，成熟并非一勞永逸。黨史專家龔育之聯系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走過的彎路，以實事求是的態度指出：“在原來的形勢和任務下已經成熟的領導，在新的變動了的形勢和任務面前又可能變得不那么成熟，變得既有成熟的方面又有不成熟的因素，又需要重新摸索了。新的歷史條件下業已成熟的領導可能產生不成熟的因素。”實踐發展無止境，理論創新亦無止境。馬克思主義不僅需要中國化，更需要時代化。中國共產黨有不斷推進理論創新的傳統。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主義又不拘泥于馬克思主義，借鑒外國經驗而又不局限于外國經驗，從中國具體實際出發，取得了一系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重大理論成果，并在其指導下推進革命、建設、改革的勝利發展。

回首來時路，方知向何行。黨的七大正式確立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導思想，使全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達到空前統一和團結，給黨和中國革命帶來了偉大的進步和不可戰勝的力量，為黨后來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指明了正確方向、開辟了正確道路。揆諸現實，我們要學習好、運用好、堅持好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即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把握好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好、運用好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真正把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的提高轉化為開拓創新、攻堅克難、化解矛盾的能力，把理論學習成果轉化為謀劃工作的具體思路、破解難題的措施辦法、推動發展的實際成效。